——兼说冯、胡异同
一

我们的经典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，不是五经，不是九经，不是四书五经，不是十三经，而是现代人眼中最能代表中国古典智慧的书。
我向读者推荐四本书：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孙子》和《易经》。
为什么我把这四本书当经典阅读的基本教材，我想讲一下我的理由。
第一，这四本书，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代表作。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。诸子百家，影响最大，是儒、道两家。《论语》是儒家的代表作，《老子》是道家的代表作。这两本书，毫无疑问是先秦思想的代表作。另外两本也很典型。古代有两门学问，一门是治国用兵，一门是数术方技。治国没经典（有也不能讲），用兵有，《孙子》是先秦兵学的代表作；数术方技，古代有个到处应用的理论，叫阴阳五行，阴阳五行也没有经典，只有《易经》，影响比较大。
第二，这四本书，年代最早，篇幅最小，《论语》约有15000字，长一点。《老子》、《孙子》、《周易》，都是约5000字的小册子（今本《孙子》在6000字上下）。其他古书，如齐国的《管子》、鲁国的《墨子》、宋国的《庄子》、韩国的《韩非子》、秦国的《吕氏春秋》，哪一本都比这几本大。读经典，先读年代早的小书，再读年代晚的大书，效果最好。
第三，这四本书最富智慧。中国典籍传入欧洲，约400年，他们挑来挑去，看中的正好是这四本书，译本最多。它们比其他古书更有代表性，更有可读性，更容易融入世界文化。
简单说，我的理由是这三点。

二

不过，我想把问题说得更远一点。
我希望读者明白，这四本书，只是一个窗口。它们的背后，还有更宏大的背景。它们只是样品。
我想，没人怀疑，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学术史最灿烂辉煌的时代，肯定是先秦时代。这个时代，人才辈出、思想活跃。它和欧洲文明最伟大的古典时代一样，同样属于雅思贝斯所谓的“枢轴时代”（或译“轴心时代”），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，
我们都知道，先秦时代是子学时代，先秦学术是诸子之学。诸子百家平起平坐，是一种自由学术。当时，六经是装在子学的瓶子里，是子学的一部分，不像汉代，独尊儒术，只有六经最重要。汉代学术是经学时代。经学时代和子学时代不一样。儒经第一，儒子第二（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成为传记），其他流派不足道，或存或亡，幸存者，只能降居儒学之附庸。这不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本来面目。
欧洲的文艺复兴，是重归古典，反宗教专制，倡思想解放，不是回到中世纪。
当今侈谈文艺复兴者，正好相反，此不可不察也。
研究诸子之学，有六篇材料，是骨干的东西。
（一）《庄子•天下》。
《天下》说，天下治“方术”者太多，皆以其学为不可加。《天下》所谓的“方术”是古代的科学技术，即上面所说的数术方技和治国用兵之术。它要讲的，不是这些，而是“道术”。所谓“道术”，最初，只有“邹鲁之士，搢绅先生，多能明之”。百家之学，就是从其中散出，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。
它讲“道术”，主要有六个流派：
（1）“邹鲁之士，搢绅先生”，是儒家。
（2）墨翟、禽滑厘，是墨家。
（3）宋钘、尹文，是接近墨家，又吸收杨朱的流派。
（4）彭蒙、田骈、慎到，是法家。
（5）关尹、老聃，是道家。
（6）惠施、桓团、公孙龙，是名家。
它没提到阴阳家。
（二）《荀子•非十二子》
《非十二子》不是泛论学术史，他只批评12个人，恶其“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足以欺惑愚众”：
（1）它嚣、魏牟，毛病是放纵情性。《天下》没提到。
（2）陈仲、史鰌，毛病是压抑情性。《天下》也没提到。
（3）墨翟、宋钘，毛病是不讲差别。前者是墨家，后者和墨家有关。
（4）惠施、邓析，毛病是喜欢诡辩。他们是名家，《天下》没提到邓析。
（5）慎到、田骈，毛病是玩弄法律。他们是法家，
（6）子思、孟轲，毛病是假造传统，伪托圣贤。他们是儒家。
荀子是儒家。儒家各派，他最恨子思、孟子，斥之为儒家之罪人。子张、子夏、子游的后学，他也看不上，唯一称道是仲尼、子弓。
这篇东西，也没提到阴阳家。
（三）《韩非子•显学》
《显学》说，“世之显学，儒、墨也”，只讲儒、墨。先秦子学，早期，主要是儒、墨。儒分为八：
（1）子张之儒，即子张（颛孙师）的后学。
（2）子思之儒，即子思（孔子孙孔伋）的后学。
（3）颜氏之儒，孔门八颜子，颜氏之儒，不一定是颜回的学生。
（4）孟氏之儒，即孟子的后学。
（5）漆雕氏之儒，可能是漆雕启的后学。
（6）仲良氏之儒，即仲梁子的派别，仲梁子可能是曾子的学生。
（7）孙氏之儒，孙氏是孙卿，这是荀子的后学。
（8）乐正氏之儒，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的派别。
孔门七十子，子夏、子游、曾子、子张最后。子思、孟子更在七十子之后。《显学》无子夏之儒，最奇怪。上博楚简，颜回的颜和言游的言写法一样，我很怀疑，颜氏之儒，或即子游的后学。这些派别，主要是战国晚期的儒家。
墨分为三，互称“别墨”：
（1）相里氏之墨。《天下》称为“相里勤之弟子，五侯之徒”。
（2）相夫氏之墨。
（3）邓陵氏之儒。《天下》提到“南方之墨者，苦获、已齿、邓陵子之属”。
（四）刘安《淮南子•要略》。
《要略》是分国叙述。它提到：
（1）鲁国：“儒者之学”和“墨子”。
（2）齐国：“管子之书”和“晏子之书”。
（3）韩国：“申子刑名之书”。
（4）秦国：“商鞅之法”。
另外，它还提到“纵横修短”之术，没说具体国家。
（五）司马谈《六家要指》。
它有三种叙述顺序：
（1）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。
（2）儒者、墨者、法家、名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。
（3）阴阳、儒者、墨者、法家、名家、道家。
其中第三种是主要顺序。
司马谈是史官，学天官于唐都，受易于杨何，习道论于黄子，最重阴阳家和道家。阴阳主于术，不是思想流派，放在最前。儒、墨是显学，称儒者、墨者，有别于后三家，放在其次。法、名是术，古人叫刑名法术，放在更其次。最后是归总于道家。
（6）班固《汉书•艺文志•诸子略》。
班固的分类是根据刘向、刘歆。他们把古书分为六艺、诸子、诗赋、兵书、数术、方技六门。其中子书，有所谓“九流十家”。十家，可以归为三类：
（1）儒家、道家、阴阳家、法家、名家、墨家。这六家就是司马谈的六家，但顺序不一样。西汉晚期，儒家最尊，其次是道家。当时盛行阴阳灾异，阴阳家也有一定地位。这是最主要的三家。法、名二家，属于刑名法术之学，秦代盛，汉代臭，几乎成为酷吏的符号或代名词，排在后面。墨家则销声匿迹（《史记》无传），最后归宿是神仙家（东汉有墨子派的神仙家）。
（2）纵横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小说家。这四家，是新增。纵横家，见《要略》，是外交游说之术。杂家，是百科全书派。战国晚期，派别融合，很多思想家，都是通人。个人全能玩不下去，还有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这样的集体创作。农家，是重农派和农业技术混在一起。小说家，只是稗官野史、琐语丛谈，都不是思想流派。
班固说，九流十家，都是从古代的王官之学散出，每一家对应于一种王官，这是有名的王官说。
阅读经典，我们要知道，古人的思想分类法和学术分类法是什么样。

这几年，我把太多精力投入了《论语》研究，值得吗?我问我自己。

说实话，我真想早日抽身，离开这个太多争论的话题。因为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做。
我很忙，也很懒。争论是件很讨厌的事。

古人说，“千人所指，无病而死”（王嘉引里谚），“与其溺于人也，宁溺于渊。溺于渊犹可游也，溺于人不可活也”（《大戴礼•武王践阼》，中山王大鼎的铭文有类似的话）。有些爱我的朋友替我担心，怕我掉在舆论的深渊里，无法抽身。但我想过，这个工作很有必要，对别人，对自己，都很必要。

我的研究，是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上的复古狂潮，一种近似疯狂的离奇现象。我觉得，早该有人出来讲几句话了，哪怕只是一个“不”字。不是跟哪位过不去，只是本着学者的良心，说几句再普通不过的话。

我不忍心，我可爱的中国，就这样被糟蹋下去，被一大堆用谎言、谣言编织起来的自欺欺人糟蹋下去。

我先写了《丧家狗》。这书是2004年和2005年我在北京大学给学生授课的讲义。讲义是用来通读《论语》，一篇一篇，一章一章，一字一句，按照原书的顺序读，因为原书篇幅比较大（等于《老子》、《孙子》加《易经》），即便惜墨如金，写出来，也还是比较厚。

我本事不够。一上来，三言两语，就把所有问题点透，还不犯错误，那是谈何容易。最初，我只能这样。

我写那本书的目的，原书序言已经交待。我要批评的，并不是哪一个人，而是一股很大的潮流。有人恶意揣测，说我想借谁谁谁来出名，实在无聊。中华书局很清楚，“百家讲坛”很清楚，我的书早就写好，并没去赶哪个潮。招猫逗狗，吸引视听，这不是我的习惯。大家要注意，我的序言，以《孔子符号学发微》为题，发在《读书》杂志上，那是作于一年前，写出来就是准备挨骂，而不是邀宠。如果我的批评正好打到了谁的痛处，那只是巧合。比如我提到过把小人解作小孩的谬说，就是早有人讲，而且有非常女性主义的发挥——当然是胡说八道。我只是读我的书，带着学生读原典，如此而已，跟后来的名人毫无关系，捧与骂，都不想参加。

我的初衷，是阅读原典。我想通过读书，化解很多无谓的争论，为大家提供一个可供讨论的平台——哪怕是供人批判的平台。孔子讲过什么，我讲过什么，全都有案可查。只要肯读书，我相信，事情不难搞清。谁认真读，谁不认真读，是明摆着的事。

我只是尽力为之。

然而，正如大家看到的，这事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不读书的骂读书的，理直气壮，废话说上一箩筐，和书毫无关系。支持我的固然很多，反对我的也绝不在少数，以至被称为文化事件。

中国的尊孔，按儒林中人自己的说法，大约酝酿于1980年代的末期，而大盛于今，论年头，论人头，都是一股很大的势力。这二十年来，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?这确实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。争论的背后，折射着许多敏感问题，也许现在还看不清。
我并不急于对这场争论下什么结论。但我相信，任何乖情悖理的事，都是兔子尾巴——长不了。

从表面上看，争论是因书名而起。其实，并不是。

《丧家狗》的书名，只是一个典故。我用它是什么意思，原书做了明确交待。只有不读书的人才会一见就急，暴跳如雷，以为挖了他的祖坟。
司马迁，一位生当汉武帝时代（中国第一次由政府提倡尊孔的时代），对孔子极为景仰的大学者，他讲了这个故事，一个非常深刻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中，孔子拒绝当圣人，反而认同丧家狗。

还有四本古书，也都讲了这个故事。他们的作者，也是标准的儒家。
事情就这么简单。

如果还嫌不够，我请你到曲阜参观。走进孔庙，走进圣迹殿，你会发现，它的四壁，有一套描写孔子生平的壁画。这便是所谓《圣迹图》。《圣迹图》，是宣传孔子的画，不是骂孔子。不然，不会供在殿里。这类宣传画，不但有石刻本，还有彩绘本和木刻本。

你要注意，所有《圣迹图》，都有一幅画，恰好就是讲这个故事。特别是孔府收藏的明代彩绘本，题目作《累累说圣图》。“累累”是什么?就是“丧家狗”。它清楚地点出了绘画的主题：孔子是用“丧家狗”来回答他是否为“圣人”的问题。

图画的左边，就是抄司马迁的话，也就是我印在拙作封面上的话。

一切都是古已有之。

有人说，李零标新立异，故意发明了“丧家狗”，因而痛心疾首。其实我哪有这个发明权。他们尊孔，尊到连孔子的话都骂，连司马迁都骂，真是骂昏了头。
庸人多自扰，古井本无波。

现在这本书，是《丧家狗》的续篇，它和前书不一样，不是通读，而是精读。在这本书里，我是把《论语》拆开来读：上篇讲人物，纵着读；下篇讲思想，横着读。我叫“《论语》纵横读”。它和前书有共同主题：一是讲圣人概念的变化，孔子为什么拒绝当圣人，子贡为什么要把他树为圣人；二是讲道统之谬，它是怎样从孔颜之道到孔孟之道，再从孔孟之道到孔朱之道，四配十二哲都是怎么捏造出来的。我叫“去圣乃得真孔子”。

本书的题目，就是这么起的。

我讲的都是历史事实，有本事可以站出来反驳，骂人是没用的。

他们越骂，我越想读书，越读书，越觉得他们荒唐。

我的两本书，各有分工。先写的书厚一点，是个毛坯，主要是把细节过一遍；后写的书薄一点，是把原书打乱，分成不同的主题，一个问题挨着一个问题讲。此书比前书通俗，普及的同时，其实也是提高：主题更突出，条理更清晰。我自以为，比起前书，这书讲得更为深透，很多问题，都是再思考，并不是重复原来的东西。
我把《论语》读薄了。

读薄了，才能品出味道。
今年夏天，沿着孔子走过的路，我跑过24个县市，行程6000公里。这也为本书提供了很多新线索、新思路，特别是空间感和时间感。

我认为，读书、跑路，远比争论更重要。

我需要学习。
不读书，光骂人（甚至不惜制造谣言，借刀杀人），是卑怯的表现。

围绕《论语》的争论，很快就会成为过去。

有人说，真孔子是没有的，有也没有用，我觉得，跟这种人讨论，才最没有用。

现在的舆论，借影视、传媒和网络播散，一点小事，可以放得很大，特别是谣言。但真相不会因此而改变。
我只是读书，对争论毫无兴趣。

孔子说，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（《子罕》9.26）。面对舆论，知识分子该怎么样，我们可以听听他老人家的教导。

孔子说过这样的话：
子贡问曰：“乡人皆好之，何如?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”“乡人皆恶之，何如?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恶之。”（《子路》13.24）
子曰：“众恶之，必察焉；众好之，必察焉。”（《卫灵公》15.28）
子曰：“乡原（愿），德之贼也。”（《阳货》17.13）

他老人家的意思是，所有人都说好，未必是好人，所有人都说坏，也未必是坏人。只有好人说好，坏人说坏，才是真正的好人。

我赞成他对舆论的态度。

我无意说，所有赞成我的人都是好人，所有反对我的人都是坏人。因为我不能以个人好恶为衡量一切的尺度——我对当裁判毫无兴趣。更何况，道德是个很有弹性的东西，随时都会改变。说不定，碰到好环境，坏人也会变好。

关键在于环境。

我非常感谢，在这场争论中，所有保持清醒、理智，在道义上给我以支持的人。

2007年10月14日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International House，天突然变冷。